作者张五星

　　我喜欢旅游，对我来说，每次旅游都能给我带来视觉与精神上的愉悦，会引出我很多的联想和对往事的回忆。

　　这次欧洲行，我来到马德里，很自然地想起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

　　还在上小学时，我曾在一张北京晚报上，看到过一篇刊有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轶事。文中说他写作的地方是在一家酒巴里，是站在过道里的一个高窗户前，利用窗台当书桌写作的。这个过道不宽，他需要经常侧身给上下楼梯的顾客让路。而且酒巴的房间里还会不时地传来嘈杂的喧哗声。

　　这篇文章让我有了去怼老师的依据。此前在课堂上，只要老师离开教室，我就会抓紧机会跟同学说闲话。老师曾批评我，说是扰乱其他同学学习。

　　我想拿上这份报纸去让老师看，证明教室里不安静，并不会影响到同学们成才。后来不知道是报纸丢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我没有找老师说这个话题。

　　那时，我并没有读过塞万提斯著作。在我热衷读书的黄金年龄段，伴随着的是十年文革，很难找到外国文学名著可读。但是塞万提斯的这种不受噪音干扰的专注，已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脑海里。此后，我读闲杂书时不再要求有安静的场所，并逐渐做到了无论是在人声喧啸的闹市区，还是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看书都能不受影响。

　　我把到塞万提斯的故居瞻仰，做为了我首要选择。入住酒店后的第二天，就乘出租车，驱车四十五公里来到德埃纳雷斯镇，参观塞万提斯出生的故居。

　　这次参观，让我十分感概。我原以为在他的故居里，会有他的生平介绍；会有他与家人的留影；会有他写作的书房；会有他读过的书和写作的手稿。可是，浏览了所有展室，我想看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我带着疑惑咨询管理人员。他回答说，展室照片上那些劳做的人，都是早年镇上的居民，并没有塞万提斯或他的家人。他曾读过的书都藏在了库房里，并没有在室内摆放。房间里没有书桌，是因为塞万提斯的作品在马德里写的，这里只是他的出生地。

　　能参观的两层小楼房，展室不大也不多，加上我看不懂墙上的西班牙语说明，浏览了顶多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看到故居院外的街道旁，有一个长条椅空着，我就坐了下来，查找有关塞万提斯的资料，反正下午的安排就是这里，早回去也没其他事。

　　查看后才知道，塞万提斯出生在1547年，也就是我国明朝的嘉靖二十六年。祖上曾是破落贵族。父亲是位潦倒终生的外科医生。由于家境贫困，他只上过中学，以后随着四处行医的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当过兵，受过伤，做过俘虏，蹲过监狱，经历了很多磨难和坎坷。写堂吉诃德一书那年他已五十五岁，到六十九岁时他就已离世。

　　其实，塞万提斯的这些资料，坐在家中或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搜索到。可我是那种到森林谈鸟，到江河说鱼，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的人。在家中时，我有更多感兴趣的事要做，早就把塞万提斯这个名字丢在脑后了。只是来到了他的国家，才开始关注起他，才对他的生平有了兴趣，想知道的更多，更细，更深。

　　塞万提斯的坎坷人生经历，让在感慨之余，联想到了我在报社工作时的同事王建基。

　　王建基就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曾对我说，他读高中时，受作家李准和他的小说李双双影响，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考大学，自愿到农村插队，去体验农民生活，为当作家积累素材。他说，结果自讨苦吃，走了许多弯路。只是，他并没有把他吃的苦，体验过的农村生活写出来。而是在六十躲岁时，自费出版了一本不痛不痒，小众才看的专业书——《新闻背后的故事》，算是实现了当作家的夙愿。

　　我在想，出一本书容易，要成为一流作家并不是刻苦勤奋就能达到目标的。我认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运气似乎比努力以及天分更重要。同是那个时代，生长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著作风靡欧洲。生活在满清统制下的金圣叹，受到的是文字獄的惨害。

　　我又想到了与塞万提斯同样贫困坎坷的曹雪芹。他写出的《石头记》，一问世就被禁。不过，曹雪芹比较幸运，他的伯乐——权倾朝野的和绅，偶然得知一个党羽家中藏有这本书的手抄本，索要去阅读，看的爱不释手。说是天下第一小说。并想了许多办法，如改书名为《红楼梦》让高颚续后四十回的结局，才或得乾隆允许解封，得以印刷，让这部著作得以留传下来。而在那个朝代，不知道还有多少文人呕心沥血，写出的传世佳作仍被禁被封，掩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单凭这一贡献，我觉的也应该对和绅三七开，给他颁发伯乐文学奖。

　　返回酒店后，我把思绪从作者身上，转移到了他的作品上。开始在“喜马拉雅”听书频道上、聆听堂吉诃德一书的播音。

　　文章是用第三人称写的，播音者就如同在给我讲故事似的娓娓道来，介绍堂吉诃德是一个骑士小说的书迷，花钱买了大量骑士小说阅读，痴迷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决定要做个侠客骑士，走遍天下，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我一连听了三个章节，才停了下来。后面的故事情节，也就是他行侠仗义的过程和具体描述，我还没有听。可是行侠仗义这个词已把我引回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自小受“水浒”中各路好汉的行侠仗义，“三国演义”里刘关张肝胆相照等故事的影响，把对朋友能两肋插刀，信奉为美德。也曾有过为朋友讲义气的事。不同的，堂吉诃德是到外地为陌生人行侠仗义，我是在家乡替要好的朋友打抱不平。

　　那时，朋友家在建房、卸煤、搬家等方面需要人时，我都会不遗余力全力投入。但这只能算是帮忙。朋友圈中定义的侠义行为是，朋友与他人发生纠纷时，能不问谁对谁错，挺身而出帮朋友与对方打斗。帮的这种忙得有挨打、流血，甚至坐牢的风险，才能算是对朋友侠肝义胆。

　　那年代，邻里之间之间发生矛盾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公安机关对还没有发生死伤的矛盾纠纷是不管的。民间的办法就是双方各自展示实力，也就是看哪一方纠集的人多，打服或镇服对手。

　　我曾经多次参于过这种所谓的侠义行为。一次是朋友贾志远的大姐与邻居发生纠纷，贾志远闻讯前去，替他大姐出了气。邻居不服，纠集了一帮人，傍晚时分来到贾志远居住的大杂院，扬言要拼个你死我活。贾志远正巧外出不在家。回来后就让妻子住到了他母亲的地方。邀请了卫家顺，阿丽、还有我，守候在他家，随时准备反击对方的袭扰。我们几人白天喝茶聊天，晚上就睡在他的家里，大约有五六天左右，直到事情摆平才散去。

　　还有一次是给朋友崔小军帮忙。他弟弟在单位分了一套住房。不想被同单位的同事撬开门锁强占了。于是他们兄弟找了二三十人，白天把那对小夫妻赶走了。晚上留下了崔小军，他弟弟，他弟弟的妹夫还有我，准备了木棍，往屋里搬了一堆砖块，等着对方来了进行反击。

　　我的这两次行侠仗义行为，都因为没等来对方的袭扰而平息。对我来说，我去了却没打起来，即在朋友面前表现出了侠肝义胆，自身又没受损失。对朋友来说，真打起来，造成严重伤害，只会更麻烦更大，这是最好的结局。

　　但是，也有双方势均力敌打起来的时候。朋友梁新泉父亲是体委的武术教练，他是三中的体育老师，因为为人仗义，又有拳脚功夫，被人叫去帮忙打群架。混乱中被人从背后给了一闷棍。我去看他，只见他头上缠了一圈绷带，虽已事过许多天了，说话仍有气无力。

　　随着社会的变化，行侠仗义也有了新的内涵。与我一同插队的常贵生返城工作后，在矿山机器厂供销科当采购员。这期间他与厂领导合伙把厂里的铜屑，倒卖给河北的一家乡镇企业。不想，河北那家企业因内部矛盾，把事情揭露出来，牵连到了常贵生。事情暴露后，常贵生一口咬定，受贿的钱他并没有分给厂领导，而是往回带时，在火车站被人偷了，因为钱的来路不合法，担心被厂里知道后会影响以后的行动，于是他就没报案。他把罪行都承揽到了自己身上。被抓捕后，厂领导四处奔走，托人为他活动打点，很快他就被放了出来。这之后，厂里继续留用他，让他当了汽车司机。厂里的车就跟他家的一样，任由他随意拉私活搞外块。

　　与此相反的是，建设银行也发生了一个案件，被查的这个职员积极交待实情，检举揭发他的科长，虽然他自己的事不大，构不成刑事责任，但在银行却被人们视为不仗义，没骨气，靠不住的叛徒，银行领导不安排具体工作，同事不好好搭理。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要求调离。

　　有一次，我与朋友闲聊时，谈到了为人仗义，朋友竟认为贪官自杀也是一种侠义行为。他说，有的贪官选择自杀，实际上是讲义气有担当的表现。这个贪官贪腐固然不对，但在做人方面应该算是条汉子。他是以自己的死告诉后台，线索到我这里就断了，咱俩的秘密已死无对证，你就放心的抵赖吧。比起那些没有骨气，一被调查就软做一团，乱咬一气，出买别人以自保的人，这种人还是值的敬佩的。他的话，听的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我忽然想起，自己也曾有过想当官的念头。我插队返城当工人时，社会风气还不太差，那时的官员还不敢收钱，但当官的逢年过节，可以偷偷摸摸地收到烟酒茶以及副食品等小礼物，办事不用求人，仅此两项已让我羡慕不已。

　　我幻想着自己能傍到一位大官被提拔重用，从而实现名利双收。还曾想过，如果这个高官被政敌攻击，作为回报，我会穿黑衣保黑主，挺身而出为他挡枪反击。

　　可是，每个有实权的官员身边都是侠客如云，愿为领导两肋插刀的人比比皆是。我无法证明，我才是那个危急关头，真正敢于舍身相救的侠义之士。

　　有一次，我与朋友张先引闲聊，听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辆小轿车掉到了公路桥下的河水里，附近的村民都是在河边看热闹。其中，有一个青年就很聪明，知道坐小轿车的人都是权贵人，于是就奋不顾身地跳进河里，砸开车窗救出被困在车里的人，其中一个被救者给那青年留下了单位和姓名。事后他才知道被救者是大型国企——太钢的经理。不久计划经济开始转型，钢材特别紧张，这位村民就去找被救者，如愿拿到了数吨钢材的批文，转手就赚了一笔。

　　我觉得用这种见义勇为的行动去结识官员，换取知恩图报，比与一群朋友磕头结拜，更能得到实惠。

　　记得有一次我外出，经过城郊的公路桥，想到张先引讲的故事，就停下自行车，在河边转悠了有两个小时，望着过往的车辆，期望会有小轿车会突然方向盘失灵，掉到河里，让我第一时间去抢救。

　　还有一次我清晨跑步，忽然突发奇想，不顾路远，特意绕到地委家属院附近去碰运气，想着也许能碰到突然发病的晨练官员，因被我发现而获救。

　　有这种念头时，我还是个工人，古典小说里，许多行侠仗义、英雄救美，打抱不平，知恩图报的故事，以及千钧一发之际贵人出现，奇迹总会发生，无巧不成书、化险为夷，否极泰来等桥段，经常在我眼前浮现，我深信，有福之人不在忙，运气来了，拦也拦不住。宁可碰上，也不能误了。那时，朋友贾志远就曾说过我看书看成了书呆子，净异想天开，想些不切合实际的事。直到我干起了记者这一行，见多识广了，才开始丢弃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过了不惑之年，我选择了投笔从商。脑海里残存的那一点江湖之情，也在多年的商战中，逐渐稀释怡尽。

　　这次探访名人故居，了解了这位作家的经历，让我越想越知足。

　　我只上了几年小学，没经历塞万提斯的坎坷遭遇，就一路坦途，有了记者、编辑和作家的头衔；在身无分文时，被慧眼识珠的妻子选中，从此在家受关爱，在外被牵挂，就像被大奖砸晕似的，跌进了福窝；从没用打骂训斥的方法教育过儿子，他就树大自然直，变的越来越懂事，越来越孝顺。时时事事为我和妻子着想操心，让我们引以为傲，充满幸福感。

　　如今，全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过着财务自由的日子。只要想去，随时都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足矣！

　　（5月17日于马德里JW万豪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