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五星

　　在台湾游览，打开谷歌地图，我发现距圆山大饭店旁边，赫然用红字标有“太原五百完人纪念建筑群”的字样。这引起了我的思忖，心想，这里莫非是台湾为六十多年前，太原战役中战死和自杀的国民党官兵兴建的纪念祠堂？

　　我知道太原战役中有国民党头目自杀，是我在青少年时代读了几本书。

　　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的初夏，一场武斗过后，学校都荒如坟场，我与同学小张耐不住缺乏精神食粮的饥渴，破窗进入了晋南党校的图书馆，选了几十本被禁读的“封资修”书籍带回了家。

　　我拿的书中，有十多本《山西文史资料》文辑，里面都是被俘的山西国民党军官以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写下的第一手见闻资料。

　　我至今还记得，书中有国民党军副军长娄福生写他和军长梁培璜在临汾城里，是如何想方设法防守和抵御解放军攻城的。

　　有守太原的国民党军副军长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了军长黄亚樵与解放军联系，准备起义的内幕，致使军长黄亚樵被杀，起义流产的过程。

　　有太原解放后，当事人到钟楼街抓捕藏在情人家里的戴炳南，所写的捉拿经过。

　　有太原城防被攻破的当日，国民党警、特、宪头目在地下室自杀，互射以及让卫兵帮助补枪的经过。

　　有特务头目梁化之与阎锡山的五妹子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里的地下室服毒自尽，以及卫士柏广元按照两人死前的要求，在他们身上盖上被子，然后泼上汽油焚尸灭迹的详情。

　　记得我读了这些记述，感到有些困惑。此前我看过的电影、小说和故事里，所描写的国民党高官，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徒，要么跪地喊饶命，要么顽抗被击毙。怎么还会有宁死不降自杀的人呢？疑问只是在我的脑际中一闪而过，对书中的描述我也是看过撂过，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今在台湾，我沉睡的记忆被这行名称唤醒。一打听，果然是给那些死者建造的碑园。我很好奇是怎样一个规模的“建筑群”，想知道里面展出有什么实物，于是就独自前去观看。

　　“建筑群”就在圆山饭店车辆入口处的附近。沿一处小山坡拾级而上，穿过一个写有“天地正气”的牌坊和两旁高耸的松柏林，就是地图上所标的“太原五百完人纪念建筑群”了。

　　说是建筑群，其实只有一栋像庙一样的瓦房。瓦房的周边是许多柱子支撑的走廊。门上有国民党要员题写的匾额。房门上着锁，透过玻璃窗往里看，除了满是灰尘的几张供桌，什么也没有。我又转到了房子背后。房后是比兰球场略大的一片空地，最北端有一块墓碑，刻有篆字“山西省政府委员代理主席梁敦厚等五百完人招魂冢”，此外别无他物。

　　虽然是正午时分，这里却荒漠冷寂，除我之外，再没有一个光顾者。我只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参观完了这座只有一栋房子的“建筑群”。

　　离开后，我就像一部电影看了一半似的，意犹未尽。于是在查看资料后了解到：太原战役的后期，阎锡山应代总统李宗仁之邀，离开太原到南京商谈对策。阎惠卿和梁化之开始联系，高价聘请美国陈纳德飞虎队的飞机到太原接走他们。但是，计划还没来的及实施，机场就落入解放军控制下，飞机无法降落。在外逃毫无出路，又不愿意投降解放军的大势下，他们才选择了自杀。

　　阎慧卿在自杀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绝命电，拍发给阎锡山。

　　绝命电全文如下：“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电报发出的当日，解放军就攻入了城里，太原战役结束。

　　据说，在台湾的阎锡山，就是依照电文中“同仁五百“这句话，编出了五百人的名单，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搞了这个“建筑群”，此后每年的四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要都会举办悼念活动，宣扬以梁敦厚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的殉城事迹。

　　由于海峡两岸长时间的敌对和管控，大陆对此并不知情。直到一九八三年才从台北山西文献社编印的书中了解到有此事。太原市公安局经过五年的调查核实，确定自杀者并没有五百人，而是以特警处成员为主的四十六人。当时“成仁”的阎锡山部下，一是在太原绥靖公署地下避弹室内，自杀的是梁化之、阎慧卿；二是在精营西街四十五号特警处本部地下室，自杀的特务有二十余名。此前，特种警宪指挥处的代处长徐端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特警处集体居住。解放军攻入太原后，在徐端、兰凤的授意下，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一同自杀的特务中，包括刘建德等一些二十岁上下的特警处女职员。另外，还有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和年仅十八岁的晋剧演员王桂燕。三是在东辑虎营二号，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四人在此自杀。四是在后坝陵桥十八号，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队部小楼上自杀。五是在柳巷派出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自杀。除了特警人员，自杀的还有一些地方行政官员，例如山西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尹遵党等人自杀于八旗会馆，平遥县县长吴春台自杀于歌剧第三院……

　　这些“完人”的魂灵牌位，在“建筑群”里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供奉后，上世纪末因为台北市忠烈祠的落成，移灵到了祠里集中安放。到二零一三年六月底，台湾当局以“五百完人”与史实不符的原由，正式取消了对此事的宣传。此后，“建筑群”虽然仍在，已逐渐变的鲜有人问津。时光飞逝。如今，台湾同胞早已可以随意到大陆旅游探亲投资做生意，大陆居民也可以到台湾旅游。我这次参加的第十四届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会址虽然是在台北，据悉免费吃住的费用，是由大陆商人出资赞助，媒体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全程采访报道，连忙前忙后的会务人员也来自北京。参加会议的世界各国的文友都很友好，对不利于统一的话一句不说。

　　作为景点的忠烈祠，与会者倒是有人去游览。而“建筑群”如同一片荒芜的坟冢，无人提及。

　　参观这座碑园折射的这段历史，引发了我的思索：

　　这些自杀者死前可以说是成功者。他们费尽心机，战胜了众多的竞争对手，终于抱上了粗腿，有了后台，混进了圈子，有了高官厚禄，让无数找不到靠山者羡慕、嫉妒、恨。

　　他们的失败也是因为有了靠山。有了权势后，有持无恐，没给自己留下后路。这些自杀者主动寻死，是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是怎样杀害对方的，被俘后自己会是怎样的下场。

　　他们的不幸更是因为没跟对人。与他们以死相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阎锡山以及他的太太，他的两个儿子，都远离战火中的太原，毫发无损，全家安康。按说，当时的华北，只剩下太原一座孤城，继续抵抗对扭转战局已毫无意义。可是，阎锡山没有像傅作义、方先觉那样，替部下的生命着想。

　　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同样如此。无论找后台、抱粗腿，攀附权贵都需要运气好，能跟对人，而且有权有势后要能克制自己贪腐的度。六十多年后，攀附了薄熙来的徐明，曾有周永康当靠山的刘汉，都落了个死于非命。据网上不完全的统计，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到二零一六年六月。中国已有七百八十二名党政军官员自杀身亡，并不比当年改朝换代的战争中自杀的人数少。

　　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偏离了跟人的底线，才落了个可悲下场。但愿有志当公务员向上攀爬者，能以此为戒。